“中央音控系统”巧解广场噪音属全国首创

刘鸿亮院士（右）昨在松台广场考察。

刘砚华研究员昨在松台广场考察。

　　温州网讯 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鸿亮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刘砚华，从北京来到温州，实地走访市区松台广场。两位专家昨晚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温州设立“中央音控系统”巧解广场噪音，在全国尚属首创，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很多人还没有“自娱时不要妨碍他人”的意识

　　记者：广场舞等噪声问题为何会成为“全国性疑难杂症”?

　　刘鸿亮院士(以下简称“刘院士”)：噪声问题并非人为，而是客观存在的。声污染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城市人口集聚的地方，对神经刺激很厉害。不要说广场舞，其实汽车、工厂等噪声污染更厉害。像一些要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在建设之前市民都希望建到自己家门口，但建完后又投诉不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此可以说是国内许多大城市的通病。除大气污染之外，关于噪声污染的投诉是最多的，因为它离老百姓“太近”。

　　刘砚华研究员(以下简称“刘研究员”)：经济发展带动市民的文化生活，广场舞、卡拉OK等噪声问题才由此引发。同时，国内许多市民的公民意识还有待提高，像说话太大声等，说明很多人还没有“自娱时不要妨碍他人”的意识。因此，噪声问题还需全民协力解决。

　　喇叭多了声音却轻了，因为1+1并不等于2

　　记者：为什么在广场设置80多个音箱后，反而能更好地控制音量?

　　刘院士：假设整个广场只设置一个喇叭，为了让远处的人能够听见，那么一定会把音量提高。喇叭一多，和每个人的距离都近了，这样子每个喇叭的源头音量肯定是更轻的，整个广场的音量分布会更均匀。由此，它对广场局部、对整体的音量控制，都会更好。

　　刘研究员：在噪声问题上，1+1并不等于2，而是一个“对数关系”。比如10个60分贝的喇叭通过合理分布后叠加在一起，测到的音量不会超过70分贝(40~60分贝属于正常的交谈声音，60分贝以上属于吵闹范围，70分贝可以认为是很吵)。

　　调整好音箱角度，声音易被松台山植被吸收

　　记者：根据松台广场的地形，该如何合理设置音控室?

　　刘院士：声音是有指向性的，因此调整音箱的方向、角度是很有必要的。适当调整，完全可以改变声音强弱。我观察到，松台广场背靠松台山，这座山植被非常茂盛，如果将音箱朝向松台山，部分声音将会被吸收。

　　但同时，噪声不是单方面的传播问题，还包括衰减、吸收、反射等问题，比较复杂，因此还要看周围的环境结构，包括音箱的角度。如果向上，声音扩散更快，但由于空间更大，其衰减也会更快。这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操作情况具体讨论。

　　温州做法在全国属首创，对其他城市有借鉴意义

　　记者：温州在处理广场舞的问题上，与国内其他城市有何不同?

　　刘院士：广场舞问题是一个困扰全国的环保问题。由于鹿城区政府的重视，作为一个重点环保项目去做，并通过对民众的广泛调研，最终推出了“设立中央音控系统”的办法，我认为这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据我了解，像这种“由管理部门控制声源、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广场舞音量”的办法，在全国尚属首创，对其他城市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同时，鹿城区就广场舞问题所出台的《公约》，规定广场活动必须“定点、定量、定区域”。这一“三定”方案既是群众路线的体现，又采用了科学监测的手段，它协调了活动的参与者与附近居民，使双方都能够接受。

　　《公约》可以从道德性导向过渡成为一种制度

　　记者：就广场舞问题，监测与调节哪个更重要?

　　刘院士：监测与调节是控制声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目前的方案，其方向是正确的，但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进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相关部门在法律层面上，对解决广场噪音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定量的规定。这种情况下，鹿城区的做法在全国都是很靠前的。

　　接下来我认为还需要在制度、法规等方面的健全完善上再下功夫，特别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完善，为双方利益再寻找最佳“平衡点”。广场是开放的，你很难避免遇到“不自觉的市民”。对此，可以考虑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控制广场电源(管理声源)，甚至进行相应处罚。像《公约》，也可以从道德性导向过渡成为一种制度。

　　刘研究员：这次区政府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并及时采取措施，对此我十分赞赏。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