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抗日斗争纪事
1938年6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及其他委员的合影。右一为廖承志，右四为宋庆龄。
香港当时出版的部分抗战报刊。
全国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大举入侵，中国国内形成了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新局面，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团结香港同胞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闹市中的联络站
在熙熙攘攘的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开设着一间经营茶叶批发零售的“粤华公司”。这间位于香港闹市却并不起眼的商铺，就是新组建不久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该办事处的建立，缘于香港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至1937年12月，中国沿海诸港口相继沦陷或被日军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联络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枢纽。同时，由于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使得香港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必争之地。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决定派精通多国语言、富有统战工作经验的廖承志，前往香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负责收集各种情报。12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会晤，提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等事宜，得到港英当局应允。此时，廖承志几经周折，从汉口抵达香港，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同已抵港的原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一起，联手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遵照周恩来“不公开挂牌”的指示，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联系香港等地中共组织及海外华侨，接受和转运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赠的抗日物资，并兼办新四军有关事宜。办事处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运行，机构尽量精简，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参与领导，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他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频繁往返于武汉、广州、香港之间，积极进行统战工作。20多名工作人员则多以个人的合法职业身份和各自的社会关系为掩护，分别开展各项工作。
同气连枝 团结抗战
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确立的香港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伊始，就以香港为阵地，重点开展了对国民党民主人士、在港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保卫中国同盟联合抗日。
1938年6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由具有独特政治地位和享有崇高声望的宋庆龄发起筹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直接参与组织工作，其成员不乏中外知名人士，如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国民党著名人士冯玉祥、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工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为其赢得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同时，许多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不方便出面处理的事务，也改由保卫中国同盟出面协调办理，突出表现在接收和转运海外捐赠款物，接待和护送华侨青年、国际友人等方面。据统计，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仅一年时间，就从各国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约25万港币，并筹集了大批部队急需的物资、药品和医疗器械。此外，本着开诚布公、广交朋友的统战策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积极指导海外华侨抗日斗争的基础上，还与著名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起人司徒美堂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对在港从事金融业的邓文田、邓文钊兄弟进行了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从人力、财力上全力支持办事处工作，由此促成了香港各界和海外侨胞团结抗战的全新局面。
海外华侨千里支援
香港沦陷前，香港地区已是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积极工作下，海外华侨不仅踊跃捐款捐物，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纷纷回国参军参战。
利用香港地理位置接近东南亚地区的优势，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联络海外华侨时，着重开展与东南亚华侨的联络工作，相继创办了《华侨通讯》《华商报》等刊物，积极宣传国内抗战，成为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了解祖国人民抗战的窗口。为加强海外宣传工作，办事处还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派出如郁达夫、胡愈之等著名文化界人士，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开展工作，密切了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在号召组织海外华侨捐款捐物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仅1938年就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名义3次联名致函海外，呼吁侨胞援助八路军将士，都得到各界热烈响应。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也积极开展“援八（路军）”“援四（新四军）”运动，成立了“援八援四委员会”，积极筹措财物，所筹款项都由下属各级组织分批秘密汇集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和大量物资。
对于获捐物资的运输路径，办事处也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前，海外援助八路军的物资运送路线是由香港船运经惠州、老隆，陆运至韶关，再转运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广州沦陷后，经广东运输线受阻，便设法在越南海防设立转运站，经海上运到海防，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接收后再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香港失守后，坚持对日作战的港九大队将收集的英军遗留物资和武器弹药，连同每次战斗后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源源不断运回内地，并利用香港物资集散地的优势，帮助中共组织和游击队搜集、运送物资。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积极转移武器弹药，就地掩埋或设法运回内地，还将收缴的日军汽车转给当地汽车行，为以后部队活动积蓄了经费。
除汇集捐款、转运物资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动员、输送了大批青年华侨和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参战，仅1938、1939年两年，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回国的上述人员就达600余人，其中不少是八路军、新四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以柯棣华为代表的大批援华医疗队，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跋山涉水到达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前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推动和支持成立了大量回乡服务团，成为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直接投身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途径。影响较大的有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学赈回国服务团等。各团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廖承志、潘汉年等经常会见各团负责人，共同商讨抗日计划。
为抗战呐喊
推动并领导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尤其是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内地一批知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被迫转移到香港，与香港的本土文化人士一起，将香港变为华南地区进步文化的中心。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过分布在香港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的共产党员，“一步一个脚印苦心经营”，共同组织抗日新闻、文化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办进步书店，编演进步戏剧、电影，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构筑了香港抗战文化的宣传阵地。除翻印《新华日报》、创办《华侨通讯》和《华商报》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团结了一批进步报刊通讯社，如梁漱溟任社长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邹韬奋、茅盾任编委的《大众生活》等，并与保卫中国同盟配合，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群众》，在国内外发行销售。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导和帮助下，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影剧作品成功推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及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也相继成立，培养了180余名抗战急需的新闻工作者。
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适时利用平台优势积极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揭露事实真相，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自身形象、维护团结抗战局面的尖兵利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国共关系发生倒退，英法美等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波及香港的复杂情况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积极开展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进行了对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声讨。同时，一方面派出一批新闻工作者分赴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建立报刊据点或加入当地进步华侨报刊工作；另一方面或通过在港和海外各进步报刊报道，或口头向各界人士解释，打破了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妥协行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印发大量材料，并开展各种社交活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在香港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随后，鉴于重庆、桂林等地的进步文化人士大部撤至香港，同年5月，廖承志、潘汉年、胡绳、夏衍、张友渔等组成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此将大量来港进步文化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使香港成为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
筹建华南抗日武装
日军侵占广州后，华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实施阶段。在这一紧要关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积极协助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建立和发展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相继建立起东江、珠江、琼崖等地区抗日根据地，有力地促进了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廖承志立即召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组成惠阳工作团，带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60余人，到惠阳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工作团一行人抵达惠阳后，成立了中共惠宝工委，并组建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此期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地方组织还从香港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赴惠阳参军参战，其中一部分直接加入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筹建珠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早在1938年春，廖承志在香港就多次动员大革命时期佛山、南海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吴勤回乡组建抗日武装。广州沦陷后，吴勤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在广州南郊组建了抗日义勇队，随后被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十分关注以红军改编为焦点的琼崖国共两党谈判，曾反复去电及协同中共广东省委派人前往指导谈判，强调要坚持红军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协助下，琼崖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5日，正式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后扩编为琼崖独立总队）。
为了促进华南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廖承志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还多次分别或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延安派有作战经验的粤籍干部回广东工作，并组织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回乡支持抗战。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克服重重困难，帮助华南抗日武装筹措钱款物资，使部队的给养和经费有了一定的保障。1939年初，国外华侨寄给宋庆龄并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款项，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1940年1月后，根据中共中央“琼崖要有三部电台，并以一部与中央联络”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法购置了一部75瓦的接收发报机，于8月送至琼崖独立总队，保证了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与中共中央的及时联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眷等800多人。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2年1月，廖承志和办事处工作人员逐次撤离香港返回内陆；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宣告结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挺身担负起香港抗战的重任，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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