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云：中国式过马路 培养公民精神

　　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个人生病了，病的不轻，儿子送他去医院，途中在路口遇到红灯，儿子心里着急要闯红灯，他却坚持让儿子先等一等。如果出个选择题，题目是“请选择故事发生地”，可选答案为“德国”或“中国”，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德国，而不是中国。如果说发生地是在中国，恐怕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究其原因，绝非德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善良，而在于德国是一个已高度培养出公民精神和意识的国家。在德国人看来，过马路不闯红灯，是每个德国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他人，为社会，最终也使自身受益。与之相关的是，在德国，配合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比比皆是，其社会组织与人口比为1：75(2007年数据)，这正是德国人公民意识强烈，并将自己认可的公民义务和责任付诸实际行动的社会表现。返观中国，社会组织与人口比为1：5400(2007年数据)，远低于德国。

　　据悉，在中国，温州已算得上是尤为重视社会组织培育的城市了。这当然是好事，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可以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然而温州与德国的情况有着明显差异，温州的情况是政府层面的推动起着关键作用，而德国的情况则是德国人基于高度的公民意识自觉自发形成的。由此可见，恐怕目前还不能说我们温州人的市井顽气已褪去、公民意识有质的飞跃。

　　就拿行人随意闯红灯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来讲，在温州这种情况同样相当普遍。借鉴德国的情形，我们可以着眼于从培养公民意识，鼓励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为“中国式过马路”纠偏。本人以为，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众参与要取得“广泛影响”。

　　所谓“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力具有指数级膨胀增长的效应，这固然不错，只是还不够，还应当切实保证影响力覆盖面的广泛性。试想一下，如果受影响的民众仅局限于特定的一群人，其中平均一人直接或间接参与n个社团活动，那么即使被影响的人次从表面数字上看再怎么光彩夺目，而事实上却是影响力的重复浪费，这又有多大意义呢？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不少：比如政府层面落实好社会组织相关的优惠政策，加大投入支持社会组织参于治理“中国式过马路”，这是做到“广泛影响”的有力保障；再比如，参与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的社会力量要善于利用网络、公益广告等受众面大的渠道或形式；采取民众自愿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力量参与协管路人交通，注意参与者或协管路段的涵盖面要广。

　　二、民众参与要着力“重点攻关”。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毕竟尚未全面开花，还处于培育发展阶段，力量有限，我们在保证影响力能够广泛覆盖的同时，还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注意重点突破，将有限的精力花在刀刃上。为此，要针对“中国式过马路”易发的重要交通地段、以及易发人群，重点开展社会活动，即“重点攻关”。

　　三、民众参与要注重“保持长效”。

　　现在似乎都盛行搞“一把火”突击强攻的方式来治理社会问题，这自然并非长远之计。就在最近几天，有媒体还报道了温州交警与闯红灯行人爆发肢体冲突，拘留行人的事件。虽然诸如动辄罚钱之类的强硬手段有着短期的几分震慑力，然而这种忽强忽弱，朝南夕北的治理方式，会让大众难以顺应，无所适从，也不能有效凝聚民心，甚至会走向与民众对立的局面。其实，造成行人普遍闯红灯现象的也有其社会背景，就连最守规矩的德国人在生活工作节奏太快的首都柏林，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会闯红灯，所以不可“一刀切”地认为闯红灯的人们就是该罚，就该给他们个下马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更是如此，更需要长期坚持，更需要争取大众支持，更需要从长计议，对于参与治理过程中可能采用的强硬手段，务必谨慎对待！(文：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