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蓄势待发 首批民营银行将花落温州?

　　要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彻底杜绝高利贷犯罪行为，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那就是打破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积极落实“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全面开放民营银行，让大量符合规定的“地下钱庄”在“地上”合法化经营。完全可以设想，当中国也有超过1万家民营银行时，高利贷将销声匿迹。

　　在对温州借贷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词恐怕就是高利贷。很多人把借贷危机的原因归于“喝人血、吃人肉”的高利贷。

　　2011年9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的文章《如何消灭高利贷》。茅先生的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茅先生犯了一个错，他没有搞懂什么是高利贷。在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高利贷”之前，茅先生提出“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是提倡高利贷”，有怂恿和鼓励高利盘剥犯罪之嫌。

　　什么是高利贷？央行的解释为，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如果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为5%，那么，借贷利率超过20%就是高利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司法解释为，民间借贷的本金受到保护，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同样受到法律保护，而超出部分则不受法律保护。

　　2011年11月10日，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间借贷关系都受法律保护。如果违约，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这段话说得天衣无缝，可是，什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呢？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这条法律含糊其辞，漏洞百出。什么是“高利”？“违法所得数额”多少算“较大”？转贷当然是牟利，央行同样“转贷牟利”，算不算违法？民间资本算不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笔者认为，不是“高利率贷款就是高利贷”，高利率只是高利贷的其中一个要素。但这里我们暂且同意央行的规定，高利率指的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考察高利贷的历史，高利贷，又叫“大耳窿”，向高利贷借钱，一般毋须抵押，甚至毋须立下字据。欠债不还的，将被强行追讨。高利贷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信用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在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高利贷就普遍存在。

　　高利贷除了高利率以外，还有另外三个要素。

　　一是按日计息。由于高利率，借高利贷通常不外三种情况：一是临时周转(比如手头现金不足、规定期限内大笔资金支出、海关提货等)；二是紧急用款(如支付绑匪赎款、医院手术费等)；三是等待应收巨款(如两个月后法院强制执行的款项到账、3个月后产品上市、6个月后商场付款期限到期)。由于高利率，没有人会铤而走险，不计成本，借贷半年或一年以上的，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漏脯充饥，除非此人是神经病或疯子。绝大多数人借高利贷都是短期借贷，很多人甚至只借几天、十几天。所以高利贷的利息必须按日计息。如果按月或按年计息，而借款人只借几天，便构成不公平条款。

　　二是借贷手法刁蛮、刻薄。高利贷有“九出十三归”的惯例，也就是说，借钱1万元，只能得到9000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1.3万元。甚至“七出十三归”，借钱1万，只得7000元，还款1.3万元。这是多重盘剥，层层扒皮。

　　当然，除此以外，高利盘剥手段还有羊羔息(即借一还二。如年初借100元，年末还200元。)和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1/10。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0元，实得90元，到期按100元还本付息。

　　三是驴打滚，利滚利，也就是法律上称的“复利”。高利贷作为一种残酷剥夺借贷者私人财产的手段，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驴打滚”，利滚利，利叠利，利上加利，即以一月为限，过期不还者，利转为本，本利翻转，有如蠢驴打滚，翻了又翻，越滚越大，这是最厉害的复利计算形式。显然，驴打滚就是重利盘剥，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难怪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从1984年到2012年，

　　温州在“民营银行”梦想的道路上已经走了28年。

　　今天，因为一场温州金融改革，温州人的“民营银行”梦再度被唤醒。

　　在这条道路上，温州仍将继续行走……

　　方培林：时不我待，快在农村开“小贷”

　　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开业

　　记者黄之宏

　　大大小小、各地各级媒体的报道，贴满在方培林会客室的这面剪报墙，显示着他在民间金融改革里的特殊身份。

　　1984年9月25日，方培林在苍南县钱库镇横街的家中挂上了“方兴钱庄”的牌子，争议随之而来。1985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这位被民间视为改革知音的市委书记不仅在争议面前支持方培林，更希望央行批准牌照。中央来调研的人却不客气地告诉方培林，他们会让他个人办银行的梦落空。一年后，总行发来电报，拒绝发给私人钱庄金融业务许可证。方兴钱庄，在两年半的合法经营后，转入半非法的地下状态。

　　2000年，国家刚一出台《担保法》，方培林马上成立了第一个担保公司。2005年，方兴担保公司开创“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这种“四方得益”的担保贷款模式，2年后在国家《第三方存单质押贷款管理规定》里得到回应。

　　2008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是他新的目标与奔头。而这，正是他对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破解。

　　“也许是巧合，也许，我们真的在推动改革。”方培林回顾一路，并不讳言“试错”，他反有一种自我安慰式的解嘲：“如果我当年没有开钱庄，就没有后来的文件禁止，也没有后来股份制银行的形态。”他觉得，是他吃的第一只螃蟹，引起中央对民间金融机构化的重视。

　　此后，休息了十年，也想了十年。方培林东山再起时，张口“中央某文件”、闭口“条例的解释”，已学会从国家的条条框框里找关键词，找舞台。“当时我看到国家‘担保管理办法’提到第三人，这第三人等于是第三方，正是社会力量。”方培林发挥了一字突破的无限功力。2000年，他抓住第三方抵押贷款担保业务，他的方兴担保又一次吃了第一个螃蟹。

　　2008年之后，方培林最重要的发现是“小贷公司”。他近乎惊奇地发现，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方培林说，改革开放前国家对民间金融是取缔的、要打击的；改革开放后，中央对民间金融市场管理很无奈、很苍白，一直没有拿出“好东西”。

　　方培林所指的好东西，就是2008年银监会、人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这很了不起，改革开放前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文件。中央说得清楚，第一办到农村去、办到欠发达地区去；第二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注册资金门槛最低只用500万，第三，没有名额限制。”

　　中央对小贷公司的设定让方培林看到民间借贷阳光化的希望。

　　如果实行备案制而非限制数额、抬高门槛异化成大企业俱乐部，那么每个村镇都有一两家小贷公司；如果出现充分多的小贷公司，形成竞争，用《公司法》进行管理，那么民间贷款利率经过市场调节可能降下来；如果各地网点众多的小贷公司互通形成网络，形成行业协会，那么借贷风险能降低……最终，民间借贷生活在阳光之下。

　　这四年来，方培林把这个文件仔仔细细读了十几次。温州金改的解读，强化了这种理解。“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在民间普遍认为“含金量”最高的这句话里，方培林看到的是国家鼓励大家办“小贷”：“中央甚至是诱惑我们，让大家赶紧投身到小贷公司。”他觉得境外投资、村镇银行都是漫长的过程，如今的温州金改拖不起、等不起。时不我待，“小贷”才是多快好省的出路。

　　杨嘉兴：别说先锋，敢死队我们都愿意

　　中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

　　记者黄之宏

　　“别说先锋，敢死队我们都愿意。”摩拳擦掌，说这话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两个岁数加起来超过150岁的人。

　　在温州市区一家不起眼的茶座包间，67岁的杨嘉兴和86岁的蔡兆清，一个白鬓重新染黑，一个银发一丝不乱，老当益壮谋划着一次全新联手。

　　26年前，而立之年的杨嘉兴经营着街区工厂，体会着当今小微企业主的无奈与艰辛。“我们当时的可控硅有最好的技术。”但企业需要发展，贷款难如影随形。杨嘉兴说，当年正规银行贷款吃不到，民间高利贷则如火如荼。

　　刚从金融领域退休的蔡兆清出了主意。“借不到款就自己搞。”他们一拍即合。

　　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如果说在此之前，办银行是产业的实际需求，那么牌子挂起来之后，办银行已是他内心的渴望。“银行有很大的空间。”杨嘉兴对香港各种金融机构有特别的偏好，细致入微的服务、街头巷尾的货币兑换点……以做实业的心态来看金融，他觉得银行与客户仍是最基本的供需关系，最根本的产品是服务。

　　当时的鹿城城信社创造了可圈可点的业绩：当其他银行3点钟开始打算盘盘账，他们24小时、电话上门服务；当其他人取款还要托关系插队，信用社的汇票却能广州、上海等城市诚信社立等可取。通过内部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他们做到了：实行贷款责任制，每月由蔡兆清负责查库，每月还息、每月查账。而他们的员工也被一批批送到上海、送到省银行机构、送到电大夜校进行规范学习，费用报销。

　　到了1988年，鹿城信用社向社会公开增资扩股，发行了总额50万元的信用社股票，股票是委托上海印钞厂印制的。

　　如果没有1995年的“收编”，杨嘉兴相信他们的发展不会在泰隆等商业银行之下。“泼水把孩子也倒了。”杨嘉兴叹惋而退，所有贷款笔笔收回，以“不良率为零”的成绩，为10年金融之旅画了个空心的句号。

　　随后，他遭遇了“失落的十年”，但金融的梦想仍紧箍心头，一有风吹便会捕捉东山再起的机会。

　　温州获批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消息一出，杨嘉兴为之一动。第二天，他跑到杭州，在当年力挺改革的原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坟头，他静默了50分钟。

　　这两个多月来，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将一份《关于组建“温州市××发展银行”的建议》的报告递到了市政府的手中，以重点行业为切入，列出有关于银行操作的种种细则。《建议》最大特点是具体，也就是杨嘉兴所谓“实的东西”：从温州实业需求出发，民间自发的基层设计。

　　试验区的舞台上，这两个不再年轻的人一直是先锋。“别说先锋，敢死队都愿意。”他们明白，这是此生银行梦的最后一次机会。

　　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将如何改革发展？尚福林6月29日在2013年陆家嘴论坛上透露，将完善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优化分类监管机制，调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推进非银行金融机构专业化规范发展。

　　健全银行牌照分类管理

　　尚福林说，将积极健全牌照分类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银行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管理，并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促进各类银行机构提供“门当户对”的金融服务，降低同质化竞争带来的风险共振。

　　在社会强烈呼唤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方面，将有重大突破。尚福林说，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通过相关制度安排，防范道德风险，防止风险外溢。同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

　　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

　　尚福林表示，将利用信贷杠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消费金融，助推消费升级和创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效能，完善贴近市场、根植实体的银行业服务体系。

　　尚福林说，将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高端服务业、绿色环保产业等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他同时表示，将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范围；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同时，支持银行与网络、电信运营商开展高水平、深层次合作。

　　房地产不良贷款率远低于1%

　　尚福林表示，将推动银行机构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充分发挥风险管理第一道防线作用，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尚福林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体风险可控。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贷款余额9.5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0.14%。下一步，将加强平台贷款的规范管理，切实缓解其风险隐患。同时，抓紧研究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办法。

　　房地产贷款方面，尚福林说，截至今年4月末，贷款余额13万多亿元，不良贷款率远低于1%，房地产商的名单制管理进一步强化，非信贷融资得到有效控制，总体风险可控。 (新华网)

　　尚福林：钱荒已缓解

　　尚福林在2013陆家嘴论坛上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已经开始缓解，不影响银行业平稳运行总体格局。但是，一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业务结构存在缺陷，应高度重视。

　　尚福林说，受多项因素影响，近期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问题，但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截至6月28日，全部金融机构的备付金余额为1.5万亿元左右，高出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一倍还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在20%左右，支付头寸充裕。

　　“这几天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不会影响我国银行业平稳运行的总体格局，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业务结构方面存在缺陷，应该引起银行业的高度重视，需要银行业加大风险管理、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的力度。”尚福林说。

　　他表示，下一步，银监会将统筹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按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本质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民营银行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民营银行的准入被视为金融改革的破冰。

　　温州作为国家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次监管层的“高空喊话”，在温州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热议。

　 盼早日成全“美事”　

　　民间资本已经是我国银行业资本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资参与了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IPO和股权优化，不少民间资本已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以浙江为例，截至2012年6月，全省40家地方法人银行业机构均为100%民资持股。

　　2012年5月，银监会出台“实施意见”，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2012年7月，民企新明集团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获得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1.07亿股温州银行股份，从而成为温州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

　　但从目前民资进入银行机构的路径来看，“存量置换”还是主要通道。比如，浙江省2006年在全省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的过程中，借助股权结构调整，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两家全民营银行先后问世。

　　“如果银行允许我干，给我规定贷款额度最高只能5000万元或者多少，我都能做。体制机制发挥作用，优势发挥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生存得很好，更会全身心地去做。”温州籍企业家，上海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说。2012年9月28日，温州金融改革办公室首次公布9家民企发起或升转创办新型金融机构的名单，其中，均瑶集团申报发起成立民营信托公司。

　　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参股了两三家银行。但是因为不能“办”只能“参股”，在银行的具体运营上，民资没有发言权，所以，即便是民生银行这个民资银行，实际上没有发挥出真正民生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体系。王均豪认为，关键是股权太分散。“谁都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谁都想管，谁都不愿意管。如果这次金融改革股权突破，我的想法就是给第一大股东的股权越多越好。为什么？越多，第一大股东会越用心去做，会全身心地去做。”

　　不仅王均豪是这个想法，在温州，民企企业家对“民营银行梦”更是强烈。

　　目前一些温商所憧憬的是，以纯民资直接发起建立一家银行。去年4月，借温州金改的契机，10多家国内外温州商会抱团融资50亿元，拟筹建一家纯民营银行——温州现代商业控股银行，并向温州市政府递交了“申办报告”。当时参与申请的一位某市温商会长对记者表示：“之前的申请目前还未得到回复。我也关注到了国务院的会议。如果政策允许，我们很有可能再申请，但目前，我想还再看看，毕竟之前拖得太久了。”

　　6月22日，在温州江心屿举办的“2013华商名企对话经济名家”论坛上，谈论最激烈的也是“民营银行”话题，奥康集团在内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们希望能借助金改，成全这桩“美事”。

　 落地尚需更多细则　

　　业内人士认为，实际上数量众多、呼声最大的小贷公司改制成村镇银行，还是有一定门槛的。而且目前最需要的是出台相关细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管理层向外界表明了一个金融业向民间资本放开的态度，但其中的很多表述不是原则性的，操作程序不明确，需要出台更为具体的细则。

　　目前，我国小贷公司可以由民营企业控股，但由小贷公司升级为村镇银行，民资就会丧失控制权。根据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发起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为15%。

　　一些经营良好的小贷公司因此放弃了升级为村镇银行的想法。这也被诸多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称之为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在这次温州金改中，村镇银行被视为民营银行的“先行兵”，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村镇银行必须要银行作为主体发起，这让村镇银行也收到了诟病。

　　“就政策层面而言，这确实是个重大利好。据我了解已经有两家机构在准备材料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郭田勇表示，银行业风险高，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强调风险没错，但不能以风险大、门槛高为由不开放。如果真正从观念上做到把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一视同仁，接下来就是应当出台清晰、透明的准入标准。

　　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应该选取那些经过数年市场考验、做得规范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升格为民营银行。因为“这样从审批来说相对容易，风险比较小。而不是平地拔起式地捧几个民企大老板组建银行。”

　　对于民营银行设立的资金门槛、股东要求等条件，郭田勇称，监管层还在讨论之中，“不过，年内应该会至少设立一家有象征意义的民营银行。”

　　对于政策放开后首家民间资本发起的民营银行会在哪里落地，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已经获批的三个金融改革试验区。

　　 温州声音

　　对于中央首次明确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释放出来的信号，温州各方又有怎样的反应？记者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在温的银行机构、普通老百姓的采访和调查收集了这些声音。

　 　地方政府部门：有利疏导民资

　　1、设立民营银行有利于疏导民间资金。温州民间资本雄厚，融资历来活跃，金融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可以引导其有序进入金融领域，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繁荣金融市场，促进社会稳定。

　　2、设立民营银行有助于薄弱领域信贷投放。民间资本在县域、农村地区设立民营银行，有利于解决上述地区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问题，尤其是利用民间资本熟知本地供需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解决薄弱领域的融资难问题。

　　3、设立民营银行考验民间资本风控能力。许多民间资本对从事金融运营与管理的经验比较缺乏，而随着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逐利化以及金融产品日益综合化、衍生化趋势的加强，民间资本风控能力将受到巨大挑战。

　 基层银行：暂不会有大冲击　

　　1、民营银行设立尚需一定的时间。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还需要相应的操作规程设计和监管制度安排，并应当有充分的试点，因此从政策放开到操作实践还要有较长的时间。部分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尝到甜头，会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也容易导致盲目进入的情况发生，需要监管部门适时予以引导。

　　2、民营银行设立应有充分的机制保障。由于我国金融机构退出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应提前考虑民营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问题。当前应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出台存款保险制度，解除民营银行的后顾之忧，从而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金融稳定。

　　3、多数银行认为民营银行暂不会对现有机构形成明显冲击。辖内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认为政策放开后，新设立的民营银行多数为地方或县域法人机构，经营辐射面相对较小，业务方向存在差异，主要体现为局部竞争。而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具有明显的网点和品牌优势，整体银行业格局暂时不会有大的改变。

　 　社会公众：顾虑是否会倒闭

　　1、一些民间资本表露发起设立银行的需求。此前，地方民间资本参与银行业的方式主要为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并且资本金比例受限。政策公布后，一些民营企业家向温州银监分局咨询了解有关事项，表示希望独资或参股设立民营银行，并对注册资本金起点、审批和管理方式等较为关心。

　　2、小微企业希望从民营银行获取更多融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认为民营银行应当更贴近本地经济发展需求，真正降低贷款门槛、提高审批效率，使其成为“家门口”的银行。

　　3、多数公众反映，目前办理储蓄业务仍主动选择大型银行，对民营银行是否会倒闭存有顾虑。一些公众也认为，如果在民营银行存款利率高、安全性有保证的前提下，也会选择民营银行作为存款机构。

　　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曾总结，其社区银行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正确的市场定位、明晰的产权结构、强力的政策扶持与有序的金融监管。

　　美国社区银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针对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小到专门对13-17岁的社会成员提供指导性储蓄账户，大到对高负债社区成员设计针对性的债务转换及清偿方案。

　　成立于1962年的国泰银行便是其中典型，它是美国南加州地区第一家华商开办的银行，其创立的宗旨是为洛杉矶地区被忽略却又日渐成长的华裔及亚裔社区提供金融服务。经过40年的发展，国泰银行从7名员工、资本金55万美元的小门店，成长为总资产25亿美元，拥有23家分行，在香港、上海设有办事处，台湾设有子公司的区域性银行集团。

　　在谈及国泰银行的发展经验时，其董事长郑家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虽经50年起起落落，但由于服务华侨的宗旨始终如一，一波一波的来美华人为其带来了新机遇和广阔前景。同时，因与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打交道的时间较长，其在风险评估方面建立了一套成熟体系，形成了在华资银行中的竞争优势。

　　这种和社区客户的高度粘合，被称为“关系型信贷”，表现为社区银行主要凭借对这些小企业主人品和可信度的评价、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测，以及通过以往的金融服务而获得的这些中小企业的收支记录等来提供贷款。而这些信息往往是大银行所无法企及的。

　　“中国之所以要办民营银行，主要是要解决信息对称的问题。”徐滇庆提到，国有银行没有办法去识别借贷企业将来有无可能归还贷款，而且小企业贷款金额少，还不够大行的审贷成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培养草根性的民营银行，让和民营企业在一起生长出来的民营金融家来参与组建民营银行，因为他们在本乡本土，信息对称，他们的本事比那些中小企业更大，他们能够识别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从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放贷。在美国，社区银行还获得一定的政府扶持，包括依照《社区再投资法》对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无需交存款准备金，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等特殊政策。为分散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引导包括社区银行在内的各种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对中小银行的差别准备金率等支持政策、强化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监管、以及增强地方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激励等相关配套政策亟需陆续出台。同时，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还需建立有效的监测制度，通过地方监管组织或统计局，定期采集民间金融活动的有关数据，重点监测民间资金规模、性质、利率、资金流向和风险状况等情况，相应地将民间金融活动纳入宏观调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