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涌入、工业崛起、商会成立……民国票据见证近代温州工商业发展

　　每一件古物都有着一段历史和故事。

　　老发票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物载体，记录了经济生活的来龙去脉，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严升记和刘忠记的故事一经刊发，引发了众人对温州民国时期商贸发展的追忆。

　　自古以来，温州对外贸易兴盛，民间贸易发达，从南朝邱迟对永嘉“贵郡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的赞叹，到宋代杨蟠“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美誉，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城市形象早就深入人心。

　　自1876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温州逐渐向现代化港口城市转型。洋货涌入、工业崛起、万商云集、商会成立……近代温州工商业发展就此掀开了新篇章。

　　开埠，温州掀起工商业发展浪潮

　　严升记坐落的八字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温州市区商业气息最浓厚的地段之一。当时，这里酒坊林立，药号繁多，人流穿行不息。

　　早在清代，就有文人周衣德诗云：“半间殿里鳌山簇，八字桥边锦幕添。最是嬉春游女盛，沿街不肯下湘帘”，由此可以想象彼时八字桥一带的繁华与热闹。

　　八字桥与千年古港码头遗址朔门街仅500多米。其商贸繁华与港口开埠不无关系。

　　光绪三年（1877年），温州海关（后改名瓯海关）正式开埠运行，关址便位于朔门。

　　据鹿城文史资料记载，自清末开埠至民国初期，温州便出现了不少经营洋广货，即经营进口商品和来自广州货物的商号，如萃昶和、严升记等；也有中英、普益等西药房，还出现了代理外商进出口业的行家。

　　此后，“洋货”“洋油”等大量西方货品涌入温州，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等在温州开设外国洋行。1900年后，温州城一度“瓯为海国，市半洋商”，城内商业兴旺、人才萃集，被时人称作“小上海”。

　　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温州“市半洋商”的局面迎来转折。当时，国内掀起“振兴实业、抵制外货”的热潮，温州有识之士纷纷响应，迅速出现了振兴实业的办厂热潮。

　　毓蒙铁厂、百好炼乳厂、光明火柴厂、温州陶化罐头厂等创立兴办；机械制造业、印刷业、采矿业、电业、通讯业等日趋兴盛，温州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

　　如这张1932年严升记开具的发票显示，上面还标注了“电话三百十八号”，这证明当时部分商号之间已实现电话通讯。据查，温州电话始于民国八年(1919年)，由吴钟镕、黄群、杨雨农等发动地方士绅集资创办东瓯电话公司。

　　同时，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和服务业，绸布、国药、西药、南北货、卷烟等商业蒸蒸日上，融资需求也不断加大，金融业随之兴起，银行、私人钱庄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温州共有大小钱庄百余家，仅东门行前街一带，就有洪康、鸿胜、涵康等钱庄10多家，金融成“百业之首”。

　　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海军宣布封锁我国沿海，禁止我国船舶行驶，沿海港口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工商业一片萧条。尽管如此，温州航商敏锐地发现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船舶载运货物，同时将中国货轮改头换面，由国外航商出面经营。

　　因此，1938年温州港对外贸易甚至出现了空前繁荣，进出口货物值共达562.36万元，成为抗战期间最繁荣的一年。正如瓯海关贸易报告记载，“本年国内商埠，贸易蹇滞或完全停顿者不一而足，温州地方秩序较为宁靖，商业乃见繁荣”。

　　此时内地大批客商来温办货，温州各业商号批发业务急剧上升，为开拓货源，不少温州商人前往敌占区开展商业活动，如中药业的葆大、元昌参号，派专人长驻上海，搜购药材，业务迅速扩大。

　　抱团，二十世纪初创永嘉县商会

　　严升记的广货，很多来自上海。

　　一张由永嘉县商会公示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上海行旅证，揭示了当时严升记的进货方式。

　　“为申请事窃商号开设复兴路，地方经营广货生理，兹缘派本店职员徐浩然前往上海地方接洽商务约三星期。”据温州档案馆收藏的老商号严升记的行旅证显示，1946年7~9月，严升记派三名职员前往上海，其中两张行旅证落款时间仅相差十日。可见当时温州经贸交易之频繁。

　　同时，从这张由永嘉县商会公示的上海行旅证也不难窥见温州商人的“抱团”发展模式。

　　今天遍布全球和全国的温州商会，其实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906年，为“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由酱园业、银钱业、布业、典当业、药业、木业等六个同业公会发起组织，成立温州府商会，也就是永嘉县商会的前身，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个区域的商人统一组织。

　　永嘉县商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温州府商会成立后，完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振兴实业、创办工厂；开通商智，借助商会向商人宣传政策法令和新式商业知识；调解纠纷，保护工商，商会曾出面解决“永嘉伞业调整工资案”“茂生钱庄倒闭案”，以及奋力支持拒款保路运动等。

　　首任温州府商会总理王岳崧，在《温州府商会试办章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振兴温州商务的举措，如改良商品、公定行情、沟通信息、严禁伪劣等措施。至王岳崧离任后，温州商业面貌大为改观。《温州府永嘉县光绪卅四年实业统计表》所示，仅永嘉一县就有商业行栈、店铺2837家，年销售额460万元。瓯海关直接出口货值由21638关银猛增到69668关银。

　　1912年辛亥革命后，温州府商会改组为永嘉县商会。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永嘉县商会积极投身抵制日货运动。永嘉县工商界人士翁来科（钱业公会主席）、黄苗夫、沈壮飞等募集资金三万元，于1934年在五马街开设温州国货公司，经营国产绸布、新药、食品、家具等。尽管抗日战争中温州三次沦陷，国货公司多次辗转迁避，仍坚持销售国货。

　　不仅如此，永嘉县商会还以各种方式捐款捐物，如1938年为永嘉国民抗敌自卫队募捐经费二万元；同年冬季，永嘉县商会发起筹募资金为后方伤兵购买烤暖器具。1940年，永嘉县成立募寒衣委员会，由县商会担任劝募组长，协助完成募捐任务。

　　在永嘉县商会的支持下，一批像严升记这样的工商企业蓬勃发展；商会自身也为温州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指导及支撑作用。

　　来源：温州都市报

　　原标题：洋货涌入、工业崛起、商会成立……

　　民国票据见证近代温州工商业发展

　　记者：杨晓宴 实习生 袁烨 通讯员 杨浩强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