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男子被冤枉关了八个月 跳楼割腕自杀讨说法

　　黄贤泮今年37岁，苍南县钱库镇人。大概两年前，同镇人黄薇(化名)的哥哥欠了他1万元钱，一直没还。去年8月，黄贤泮去要债。黄某承诺说，这钱她替哥哥还了，分期还，每个月还2000元。但一个月后，黄贤泮去要钱，她却说没钱，下次再来。

　　去年10月3日下午，黄贤泮在堂弟黄贤东的陪同下，按约定时间再次来到钱库镇永新南路黄某开的鞋店里。“她说我又没欠你，凭什么问我要？”黄贤泮回忆，黄某当场就翻脸了，他一听也火了。双方隔着张桌子对骂，吵得很凶，还互相拿起桌子上的东西扔向对方。但黄贤泮说，其间他根本没有动手打黄某，双方连身体接触都没有。

　　对方报警：说自己被打得耳膜穿孔了

　　当天黄某报了警，还去附近的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做检查。“我没打她，她做什么检查？我怀疑她搞鬼，就跟去了。”黄贤泮说，在医生简单问询后，黄某又去了另一家医院。10月8日，也就是事发5天后，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她去派出所，说被我打得耳膜穿孔了。”奇怪的是，随后法医鉴定她真的左耳鼓膜外伤性穿孔，损伤程度为轻伤。

　　黄贤泮说，事后他找办案的钱库派出所民警三四次，想把事情说清楚，但对方始终没有见他。当时在场的堂弟黄贤东说，他也找公安说堂哥没打人，“但他们根本不理我。”二哥黄贤湘为了帮弟弟洗清嫌疑，要求警方调取事发店里的监控调查。“但店里说监控内存太小，只能记录两天，去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天了。”

　　律师质疑：案件存在很多疑点

　　今年3月26日，黄贤泮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6月7日，苍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贤泮有期徒刑11个月，并赔偿黄薇医疗费等7169元。在判决书里，审理查明的事情经过为：事发当天下午3点，黄贤泮到黄薇的皮鞋店里，向其要债。因黄某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并相互推扯。其间，黄贤泮将黄某左耳打伤，经法医鉴定左耳鼓膜外伤性穿孔，损伤程度为轻伤。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黄贤泮的代理律师认为有很多疑点。开庭时，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代理律师举了几个例子：第一，店方说监控只能记录两天，作为警方，应该把监控拿回来调查，看看是否记录两天之后，第三天的东西就录不进来了。第二点，在本案调查取证阶段，警方对黄某提供的目击证人均做了笔录。但对于全程目击证人，也就是黄贤泮这边的证人黄贤东的证词，却一直不予采纳。

　　神秘短信：为案件带来转机

　　黄贤湘说，家里人为了替弟弟洗清冤屈，想尽了办法。他们曾申请对黄某重新做伤势鉴定，但没有回音。今年5月中旬，一条神秘短信为案件带来转机。5月18日，二哥黄贤湘收到一条神秘短信。内容如下：“收到短信首先说声对不起，关于你弟弟的事情，你弟弟有骂他，没打到脸部。当时他店里有监控，我看到了，你叫他把证据拿出来。其实他老婆耳朵是自己叫别人打的，在苍南一家茶馆伪造后才去了二医。希望我这些话对你有用，也解决了我半年多一直想说的话，良心舒服点。这个号码你打不通的，不用打。”

　　此时，黄贤湘正为弟弟翻案的事一筹莫展。这条短信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希望。黄贤湘说，李某等人被抓当天，被做通思想工作的神秘人去了公安那录口供，当污点证人。据苍南警方介绍，他们6月26日接到举报后，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行重新核查，发现该案另有隐情。

　　经调查，基本查清了黄某伙同其丈夫李某等人涉嫌伪造“耳膜穿孔”诬告陷害的犯罪事实。李某和陈某、郑某商议，由郑某动手，击打黄某左耳数下，造成耳膜穿孔。去年10月8日，黄某带着医院开具的证明到公安机关报案，李某则召集当时在场的两个女店员谈话，教唆她们参与作伪证，提供证词。

　　今年7月初，李某、陈某被刑拘。7月8日，黄某投案自首后也被刑拘。8月2日，苍南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对黄某、李某、陈某、郑某(在逃)批准逮捕。昨天，苍南政法部门表示已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对该案进行复查、督导。

　　黄贤泮一家都是做生意的，二哥开外贸公司，妹夫开担保公司。他自己从部队退伍后，组建了个施工队，包工程做建筑，一年能赚个几十万。

　　被抓那天，他新开的担保公司正在装修，即将开业。被抓那天，他的女儿不到2岁，而妻子刚怀有身孕。他说，被抓当晚他就被送进了看守所。“想不开，刚开始8天8夜睡不着。”他每天喊冤，向看守所民警反映，向驻看守所检察官写报告，但毫无音讯。

　　今年3月，看守所给他剃光头。“我没有罪，不剃。”黄贤泮说，由于他不配合，被手脚捆起来，绑在担架10天。每天大小便靠狱友给他换尿包。第二次被绑的时候，他绝食了4天，对方才把他放了下来。

　　由于黄贤泮拒不认罪，法院认为其认罪态度较差，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黄贤泮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看守所呆了8个月零4天，度日如年，精神几近崩溃。

　　出狱那天，他回到家，见东西就摔，精神恍惚。他说自己只是想不通，但家属怕他出事，送他去了精神病医院温州康宁医院。经医生鉴定，黄贤泮焦虑忧郁，有思维障碍。每天医药费要一两千元，但他的施工队早已解散，担保公司瘫痪，已经没了经济来源。

　　8月3日，黄贤泮从康宁医院跑出来，爬到苍南县龙港镇一座房子的6楼楼顶。“我是冤枉的！”他用玻璃割开了自己的手臂、胸口，打算往下跳。和救援人员、家属僵持了六七个小时，筋疲力尽的他才被救下。

　　“也许我死了，就会给我说法了。”昨天，黄贤泮如此解释自己的动机。

　　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认为，既然已证明属冤假错案，造成受害者精神、物质上的损失，黄贤泮可申请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主要分为两块，一是黄贤泮被关押天数实际经济收入的损失。如果难以举证，一般按当地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计算。二是对身体伤害的赔偿。在关押期间造成的身体伤害，比如患上丙肝，如果能证明看守所存在过错，有因果关系的话看守所应承担相应国家赔偿责任；黄贤泮出狱后自残，这和冤案有因果关系，造成冤案的国家机关也要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更重要的，黄贤泮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诬陷者、作伪证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诬陷者、作伪证者作出相应赔偿，更体现法律的公平合理。

　　但无论国家赔偿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

　　记者从这起案件的判决书上看到，法院判定黄贤泮存在犯罪事实的依据中，黄某第二次的医疗检查结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舍弃第一次而采信第二次医疗检查结果？另外，几位证人的口供也存在高度一致的特点。几位“证人”都提到了殴打中“右手打左耳”的这一细节。除此之外，证人的证词中还存在许多诸如“路过店门口看到二楼有人在看监控录像”这样明显不合乎逻辑的证词，为什么能通过公检法三家的层层审理呢？

　　就这起案件的种种疑点，记者采访了苍南公检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

　　记者：黄某舍近求远，不在钱库镇的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就医，而去了龙港镇的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就医，不符合常理，当时警察为什么就没有查呢？为什么就采信了黄某去龙港的苍南第二人民医院的证明？

　　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去哪个医院检查，是当事人的自由。当事人黄某的理由是，害怕黄贤泮再次伤害她，所以换了一个医院。

　　记者：民警为什么没有提取监控？

　　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根据苍南县公安局钱库派出所的情况说明，案发现场监控设备容量较小，在该案于2012年10月8日受理时，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已自动删除，无法提取。

　　记者：为什么在黄贤泮零口供的情况下，警方拘捕，检察院公诉，最终黄贤泮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重证据，轻口供。当时有法医的证明，证据确凿就立案了。

　　记者：在本案调查取证阶段，警方对黄某提供的4位目击证人均做了笔录。但是对于全程目击证人，也就是黄贤泮这边的证人黄贤东的证人证词，却一直不予采纳，为什么只采纳了黄某一方几位证人的证言，而没有采纳黄贤东的证言？

　　苍南检察院副院长李杰：黄贤东的说法只是证人证言，而没有其它证据，所以没有采信黄贤东的说法。

　　记者：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从被捕，到判刑，公检法三家都没有发现这是个诬陷案件，为什么后来发现这是个错案呢？

　　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今年6月，苍南县公安局接到举报信，信的内容提及到核心的证据，就是黄某等人涉嫌伪造“耳膜穿孔”诬告陷害的事实。后来公安机关查清，黄某的丈夫李某得知黄某被人殴打后，与陈某、郑某商议，由郑某动手，击打黄某左耳数下，造成黄某外伤性鼓膜穿孔。

　　记者：没有监控，只有黄某一方的几个证人，加上黄某的伤势的法医鉴定，那也无法直接证明黄某的伤就是黄贤泮打的，警方当时怎么确定的？

　　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开始民警没有拿到监控，后来还是调到了部分的监控，在监控中，有发现黄贤泮和黄某有推扯，虽然没有直接证明打，但从他们精密的伪造证明和监控来判定，当时确实就认定是黄贤泮打人了。

　　记者：你们觉得这个案件造成最后的错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苍南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黄某等人的精心布局和策划，想报复黄贤泮。

　　记者：出现错案，当时民警，分管领导，检察院，法院经办人员有没有被追责？

　　苍南政法委副书记郭和先：各部门的纪检部门都在自查，一旦发现有涉嫌渎职行为，我们一定追究。

　　在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行使审判职权，或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请求国家赔偿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最高法赔偿办负责人说，在这一环节，人民法院办理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偿申请，系因自身错误、违法行使职权导致国家赔偿纠纷所致，属于国家赔偿程序中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自身问题的阶段。因此，实践中将其形象地称为“自赔案件”。

　　“统一规范自赔案件办理程序，有助于落实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维护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说，《规定》确定了办理自赔案件的专门机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小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专门负责办理本院的自赔案件。

　　“为扩大程序参与、增加程序透明度，多年前，听证制度被引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环节，效果良好。”最高法赔偿办负责人说，《规定》吸收了这一经验，在自赔案件中规定了听证制度，在“案件争议较大，或者案情疑难、复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适用进行听证。听证参与人包括赔偿请求人、原案件承办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意见对办案程序作出细节规范，如，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根据现行有关法律，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等都作出重申性规定，提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针对辩护环节，意见要求，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

　　意见强调，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面对个案，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必须更加慎重，这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好比污染了水源。”这是思想家培根的名言。或许正是出于正本清源的考虑，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今年以来，执法司法个案引来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上访妈妈”唐慧的际遇，从始而让人唏嘘到终而更添疑惑;聂树斌案疑点重重，相关部门却始终未能给出明确信息……这些几成公共事件的案件，既彰显出公众对法治的关注，也影响着公众对法治的判断。

　　从政法委的指导意见看，无论是重申“询问全程录音录像”还是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无论是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的权利还是严肃查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都是对法律程序的重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保障个案的公平与公正。说到底，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才更能让人感受到执法和司法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从另一个方面看，无论在什么时代，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在一些地方，公权力领域正面临“塔西佗陷阱”，冤假错案造成的危害无疑更大。更何况，还需面临社会舆论对“坏消息”的格外关注，有时候甚至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唐慧案如此，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同样如此。面对个案，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必须更加慎重，这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正因此，习近平才会屡次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正因此，才会有政法委这个指导意见的出台。只有通过一个个案件，才能让法治的种子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也才能让人们抬头就能看到法治信仰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