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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以宋元码头沉船为主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浮出水面，其规模庞大、遗迹丰富、要素齐全、年代清晰，为国内外所罕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也证实了温州港是我国重要的千年商港。
在古港遗址，大量文物遗存于千年的静默无声中诉说着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故事，也向世人揭开了千年前的繁华。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部，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
从古城、古港、古航道到已有的江心屿双塔古航标，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呈现出了一个古代江海交通运输的完整体系，实证了温州港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填补了国内外海丝港口类遗产的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古港遗址的挖掘发现，对于温州来说是旷世之宝般的重大发现。这不仅是考古价值，甚至将重新定位温州今后的城市格局。这一次，温州该如何抓住这次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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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朔门古港遗址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考古前置工作中被发现。为保护古港遗址，温州市政府决定暂停在建城市主干道望江路下穿工程，统筹研究、科学论证道路改线，既为文物保护让路，又妥善保障民生工程。
记者从鹿城区有关部门了解到，作为民生工程的道路通行问题也在加紧研究，将开辟临时通行便道，同时望江路下穿工程改道的决定也已经明确，将从现行区域的北侧绕道通行。
根据规划，朔门古港遗址将原地建设遗址公园规划面积4.68公顷，连通市区滨江景观带、历史文化街区，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唯一的古港遗址公园。
今年3月，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启动古港遗址公园设计。在目前已制定的公园效果图中，确定建设一个大型博物馆，内室展示此次出土的宋元时期文物，室外则在此次发掘的码头、沉船、官用木栈道、瓷片堆积带等标志性遗迹点建造展示区域。另外，将考虑用光影效果等数字技术还原出瓮城城楼、墙体等，展示瓮城的宋时之貌。
朔门古港遗址保护与利用已列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今后5年“10个抓手”重要规划之一，同时也与温州“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城市定位不谋而合。
目前，温州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合作，对遗址开展多学科研究。将遗址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系的相关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刘庆柱
通过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可以重新认识温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定位。
第一，过去提到海丝，从我国西南角的合浦，到广州，到泉州，到宁波，很少提及温州。结合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以后要把温州加进去。
第二，以前做过的海丝考古工作，都没有港口。但实际上，海丝的核心应该是港口，港口一出一进，构成了中国和海外交通的重要物证。而此次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恰恰从遗迹到遗物，为海丝提供了充分证明，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海外丝绸之路走进国门的一次重要发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
第三，此次温州古港的发掘，综合揭露了与港口相关的各类遗迹，且港口的年代从宋元时期延续至明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相一致，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商贸活动，实证了温州千年商港、海丝节点的历史定位。温州古港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关键的指向意义。
第四，贸易的发展和交通成本密切相关，相比于陆地交通，海运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带来了贸易全球化。而海运的发展离不开港口，因此在总结温州朔门古港的性质时，不仅要从考古学层面，还应该从经济史和贸易史层面去综合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常重大。它增加了一个原来鲜为人知的宋元到明清时期海上交流的重要港口，表明温州也是海丝的重要港口之一，而且主要是出口龙泉青瓷的港口遗址，填补了宋代和元代两个时期港口遗址的空白。
这项考古工作是从基本建设考古转变为主动发掘的。温州市委、市政府以及文物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变了原来的建设计划，并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这非常正确。因为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保存得这么好，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也是新时期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经典范例。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有如下建议：一是扩大发掘面积，重点揭露码头与古城的关联；二是进一步全面了解港口与海岸线变迁的关系；三是争取列入海丝申遗项目；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赵辉
就现有的发掘成果，对于一个港口而言，还不完整，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城脚千家具舟楫”，除了舟楫和码头，我们还应该联想到城外运输的道路、货栈、茶肆、酒社、饭馆等一系列的场所和设施。好在现在遗址的南侧没有建成高楼大厦，接下来进行改造和开发的余地也非常大，发掘区可以从城墙根开始，分块有计划地实施，可以考虑先恢复一个时期的古温州城市和码头的面貌，从而全方位展示温州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
当然今天谈到的发掘和保护规划，不是一个三年、五年的事情，而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需要稳扎稳打，持续推进。如果有可能，可以以朔门古港遗址为例，形成一种文物保护的模式，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长期稳定的依据。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
中国元史研究会原会长
刘迎胜
为促进朔门古港遗址保护和利用，有必要对宋元到明清这四五百年之间的古代文献进行梳理，从造船、航线、涉海人群、海上设施等方面，为古港遗址的展示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
霍巍
港口兼具“走出去”和“走进来”两个方面的功能，目前已经从遗迹、遗物等方面，为温州港的贸易输出提供了考古学证据，但仍需要注意寻找“走进来”的相关证据。以广西的合浦港和斯里兰卡的曼泰港为例，都存在相对丰富的文化遗存。在朔门古港遗址中，也发现了和商人沐浴有关的遗迹，但相关证据仍需进一步完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炜林
这次发现为温州城市与港口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是温州商业文化传统的一次考古溯源，遗址现场的有效保护、科学阐释，对传承温州历史文化文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温州市政府不仅对这次考古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更为其后续的遗产保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考古案例是温州为全国树立的遗产保护榜样，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建议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后，相关单位应尽快重新制定考古工作计划，将朔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转化为课题性的主动考古项目，对古港口的建设布局、建筑工艺、港口变迁与海洋环境变化及与朔门外运相关的瓯江水运等相关遗存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构建古代港口与城市考古的新模式。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郭伟民
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的记载，《禹贡》扬州地，秦属闽中郡，汉初是东瓯国的所在地，温州在宋代以前好像是默默无闻的，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此次朔门古港的发掘，填补了温州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自宋元时期开始，温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从小的地方郡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输出的港口。这不仅反映了宋元时期温州地区商贸的繁荣，也揭示了温商的历史，展示了温商的根和魂。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秦大树
在北宋末到南宋初，温州港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景德镇的青白瓷，还有一件磁州窑黑剔花，工艺非常复杂，属于贡御性质，高丽王宫遗址内曾出土过类似产品，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温州港，应该是具有官方性质，可能和海外一些官方机构有直接联系。
再提一些建议：一方面，要从古代文献和温州本身的历史入手，就两个阶段的历史背景进行深挖；另一方面，我们目前发掘出土的瓷片主要来自龙泉东区，高等级的器物很少，下一步可以再在周边布探沟试掘，发现最终放洋出海的大型码头，把温州港的内运外销体系尽量完善。再有就是在发掘中，可以尽量把瓮城、城墙的结构发掘展示清楚。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王光尧
把港口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龙泉窑青瓷与各龙泉窑场的产品对比并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更加客观地理清各龙泉窑场的产品销量等内容。而把不同时期的主要外销商品和各主要外向型港口结合起来，观察并构建中国古代外向型港口的时代特点和发展变迁史，意义尤其重大。
要把该港口遗址放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内进行对比研究，既要观察其国际交流的内容，也要思考其与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中段、西端港口之间的地域性、文化性差别，从而确立以中国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东端外向型港口的文化特点。
建议把该港口遗址放在“考古中国”、放在大课题层级下，进行长远、深入的发掘、保护和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李庆新
一是以全球视野与开创思维，推动温州古港与中国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史历史研究。目前应该重新评价温州在中国海洋史、海上丝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二是以考古发现为契机，以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与研究，全面深化拓展温州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温州通江靠海，造船业发达，通达国内港口城市，以及日本、新罗、琉球、南海诸国，是我国面向东海的重要港口。在龙泉窑产品生产-运输-市场经济链条中，温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枢纽，不可或缺的一环，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制度、人力、投资、金融、交易、运输、消费等等，结构性社会经济史内容，值得深化研究。
三是以开放眼光，比较视野，在关注龙泉窑商品生产与外销同时，开展龙泉窑在审美、工艺、技术等方面上的发展、流变及其影响的研究。由宋至明，我国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越南）的龙泉窑系人力-资金-技艺的传播网络与生产场域，展现了龙泉窑系扩张的“线路图”，这是另一个“天下龙泉”景观。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席
姜波
此次考古发掘生动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历史画卷，亦可与福建漳州圣杯屿沉船、东南亚海域的玉龙号沉船等遥相呼应（推测为温州港始发），坐实了温州港是龙泉窑、瓯窑产品畅销海内外的出海口。对于海丝申遗工程而言，此次发现可谓填补空白。因为无论是已经入列世界遗产的海港遗址——泉州、澳门，还是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广州、宁波、登州、扬州等，都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不仅如此，国际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港遗产，包括菲律宾的维甘、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与乔治城、斯里兰卡的加勒、沙特的吉达等，同样缺少代表性的码头遗迹。
此次古港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为了海丝申遗文本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支撑，也补强了国内海丝申遗工程在港口遗迹方面的弱项。
遗址发现的两艘宋代沉船均为福船。这种有龙骨的“小方头阔尾营”尖底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有“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的描述。这也是当时各地造船厂主推的海船。
两艘福船，其中一艘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并楔有铁钉，残长12.4、残宽4.1米推测其全长约20米余。另一艘沉船埋藏深达9米，露出部分长达10米，仍在发掘。
沉船的挖掘发现，得以见证温州以及沿海一带的先进造船技术。其中如龙骨设计可减缓水流影响的横漂，以保持航向；鱼鳞状搭接是船板搭接的一种方式，仿生鱼鳞结构，有助于风浪中船只的稳定性与航海速度，这种设计对于以季风为动力的帆船尤为重要。
“控山带海，利兼水路”的独特地理，造就温州与舟船的不解之缘，早在东吴赤乌二年（239），温州便设有官营造船工场——横屿船屯，与温麻船屯（福建）、番禺船屯（广州），同为东吴江南的三大造船基地。在距离古港码头不远处的郭公山下一带，便是当年温州大型造船基地之一。沉船的出土，也以实物见证温州辉煌的造船历史。
古城朔门瓮城区域，现已发掘面积400平方米，约占瓮城三分之一，发现南宋、明清两个时期瓮城基址。瓮城外围还发现有多条石砌排水沟。
瓮城东侧发现道路遗迹，位于今天解放街北端东侧，为当年港口的繁华之路。道路遗址北面，有一条官用栈道，设有成对、相隔均匀的桩基，南北向笔直排列。栈道以东，还分布有四组干栏式建筑。相关史料表明附近曾设有馆驿。
遗址表明，当年这里曾为进出古城“第一门”，不论从水路来温，还是从水路出行，行人都将经过这里。因此沿街的商铺，餐馆、客舍等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繁华成市。
据史料记载，温州自晋建郡以来，延续“东庙、南市、北埠、西居、中衙”的城市格局。朔门一带在古城格局中被称作“北埠”，是宋元时期重要的港口和商业区，大量的实物出土再现了宋元时期“北埠”一片繁华的景象。同时也证明温州城市虽经历过一次次变迁，但从古至今其基本格局始终未变，仍保持“原生态”，实属罕见。
此次遗址出土的古代瓷器残片约达数十吨，呈现条带状集中分布，九成以上为龙泉窑产品。绝大多数的瓷片年代集中于元代，堆积特征鲜明；北宋时期双面刻划花的瓷器则多出自地层中，数量亦较为可观。
龙泉窑在北宋时就开始对外输出，南宋时随着技术不断创新，龙泉窑业获得空前发展。龙泉位于瓯江上游，绝大多数龙泉窑产品都由瓯江航道外运，因而尽管存在转运到庆元（宁波）、泉州的情况，但是温州港都是最基础的起点，温州港因而进入历史上鼎盛时期。这次挖掘的瓷片量数可能达数十吨，印证了温州港是海丝之路重要节点和龙泉瓷外销的起点地位。
除龙泉窑外，此次还出土了景德镇窑、建窑、定窑、磁州窑等南北各地的窑瓷产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充分展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整体面貌。
遗址中还出土建盏、捶丸、腰鼓、砖雕、建筑构件，以及贝壳、植物种子等丰富遗物。
宋时崇尚斗茶之风，建盏由于黑色的釉面、朴素的造型、独特的工艺满足了宋代茶色尚白的需求和审美情趣，成为了斗茶爱好者的首选茶盏或茶器。
宋代也是温州茶叶发展的重要时期。据《宋史》记载，元祐年间（1086～1093年），全国各州设置茶场，温州设在平阳。温州早茶品质优异，宋代已入贡。
捶丸是古代一项传统体育运动，起源于唐代的步打球，玩法类似今天的高尔夫。捶丸的流行，说明宋代人生活富有雅趣，精神世界丰富。
此次还发现了大量温州食物标本，比如稻谷、贝壳、钉螺，荔枝、橄榄、桃子等果核，加上发掘的建筑遗址、茶盏、酒瓶等，可以想象当时古人在海边喝茶饮茶的情景。
长达380米的江岸码头群，现发现8座码头。码头遗址除1座为北宋斜坡式码头外，多呈台阶式。斜坡式码头依托山脚基岩而建，用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头自江岸向航道伸出，平面呈长方或长条形台阶状，石包土心结构，码头中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平整方砖，砌筑考究。
温州作为国内很知名的高软土地基带，土地承载力有限，但在宋代能够建起如此庞大工程量的码头，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这些码头曾为港口大吨位船只提供方便，也成为温州人起锚走向世界的第一个启程点，展示了温商闯天下的根与魂，为勇立潮头的温州增添一份厚重历史感。
遇见千年遇见未来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需要从静态的保护，转变为活态的传承。这是一种融入市民生活、融入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期许，面向未来的城市设计，都能从城市历史中萃取独特的文化基因，形成温州城市鲜明的标识。惟此，我们才能真正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城市既存“物”，也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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